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证明了对理想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（即，假定商品是完全可分的，消费者偏好是连续的、单调的及凸的，生产集是闭的，没有规模报酬递增，没有外部性）完全竞争的（私有产权）市场机制导致了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。
对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，党员代表委员如果一律投赞成票，党的主张顺利上升为权力机关的意志，党内法规的内容及其执行结果就与国家法律衔接上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一些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干预权力机关行使职权，人事任免领域的问题最突出。
1980年10月25日，邓小平在同胡乔木、邓力群谈话时，就强调说，党的工作核心，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。党中央的这个精神几十年来都没有变。比如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应当讲大局，既包括党和国家的大局，也包括一个地方、一个局部的大局。党内法规应当适应这一要求，为党组织的酝酿决策规定特定的内容和程序，以保证向权力机关推荐出最合适的人选，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所以，在这一意义上讲，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，舍此无他。如果党内法规的内容本身就不科学完善，党组织依据这个法规形成的人选和主张，权力机关是否应当照单接受？这个问题我们缺乏应有的研究和认识。
这种看法认为，对于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，党员代表委员，既要服从党内法规的纪律要求，又要依照法律行使职权，两个要求是对立的、不可调和的。这些消极现象阻滞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。这一区分可谓意义重大，由此论者可以将源的追问从前者转向后者，[7]不仅使形成论观点背景化，避免了无谓争论，也为论者铺陈自我观点奠定了基础。
分歧缘于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，后者依旧沿袭了源的思维——注重个案解决方案的来源，因而它欣然接受裁判规范之源的灵活性，接受所谓非正式的法，并据以解说法的渊源。重新研究法的渊源[J]．比较法研究，2005（4）。由此既摆脱那种终极或漫延式的溯源追问，也与上述形成论和方法论观点区别开来，最终则使法的渊源得以回归本义——法之所在，那里即法的栖身之所，即法的渊源。[1] 按照传统的解说，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来源、源泉，也称法源。
[12] 当然，这并非指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不重要，而是指法官不能从内容角度识别法的存在，因为这既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，也会因价值的多元、冲突而导致观点的差异和分歧，最终会有损于法的安定性、可预测性，有损于法治的基础。而由此决定，当法不敷应对现实个案时论者便自然引入正义观念、法理或习惯等，称它们为非正式的法，并将它们列入法的渊源的分类，于是有了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之分。
[10]论者将法的渊源视为未然的法，13即尚未获得正式形式，自然要反对上述统一命题。11非正式的法是一个意义模糊的称谓，它只表明一种方法论的权衡，而不能表明一种本体论意义的存在。参见瓦托夫斯基：《科学的概念和起源》，知识出版社，1961年版，第 13页。庞凌．试论法律渊源的识别[J]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，2003（3）。
正如拉伦兹所称，法的方法的最终问题仍是如何适当地认识‘法这个事物，[8]这位西方法学方法论巨擘也强调方法的本体论根基。6陈金钊教授将源的追问对象称为法源之法，并分为立法者之法和司法者之法。12它们实际属于政治学、历史学或社会学观点。而其最为重要的寓意在于，裁判规范并非法官裁判的当下自生、自在，而是另有来处，因而才有所谓从哪里来的源的问题。
它标志法的正式性、官方性，也标志法的效力或存在，因而既能使法简单明确地达成自我肯定，也便于法官识别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的建构，还是裁判规范源于法命题的逻辑延伸——前者在形式意义上进一步阐释了后者所称的法的存在，推进了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意义取向，可以说，它们共同体现和强化了法源研究的本体论观点。
在实证意义上，法来源于立法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而以此为基点，源的追问自然要指向法的形成过程——进而指向影响这一过程的诸因素这种意义十分重要，因为其关乎个案的解决、受侵害权利的救济或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，法的渊源也由此凸显自己的实践性、技术性，很契合当今人们务实的时代心理，因此为众多学者所热衷。
但因有太多可选择的探究视角或路向，以致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异质众说、意见杂陈。上述两种观点，似乎令上述统一命题十分窘迫，难以正面回应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才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基本观点：法即存在于它的各种形式之中，法的形式即法的栖身之所，即法的渊源。在实证意义上，法来源于立法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而以此为基点，源的追问自然要指向法的形成过程——进而指向影响这一过程的诸因素。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事实，笔者对此的回答是，一个国家的法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备，因而只有相对完备的实证法体系才是法和法制的真实，对此的体认也才是一种正确的本体立场。当然，正式的法从来不可能真正完备，不可能完全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个案，因而在必要时裁判规范也来自陈金钊教授所称的正义观念、法理或习惯等，也正是在此，本体论与方法论发生了分歧。
这些看似简单的语义并非浅表，它们实际根植于法治、分权、依法裁判及合制定法等原则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的建构，还是裁判规范源于法命题的逻辑延伸——前者在形式意义上进一步阐释了后者所称的法的存在，推进了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意义取向，可以说，它们共同体现和强化了法源研究的本体论观点。
就后者而言，我们目前的法律生活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法抑或良法（当然，对于良法的追求，我们永远在路上），甚至也不是法的方法，而恰恰是法的存在的权威性、至上性，尤其是司法者对此的体认，是司法者忠诚于法的立场和信念。正是由此，法的存在才易被忽视乃至无视，各种法外因素才易于登堂入室，充任案件处理的标准。
[12] 当然，这并非指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不重要，而是指法官不能从内容角度识别法的存在，因为这既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，也会因价值的多元、冲突而导致观点的差异和分歧，最终会有损于法的安定性、可预测性，有损于法治的基础。这既是要求法官正确识别的基点，也在最高层面强调了一种法律至上、依法裁判的法治精神，而这也正是法的渊源的基本精神内涵。
12它们实际属于政治学、历史学或社会学观点。为此，法官必须知道到哪里发现现行的法，而法的渊源即客观法的（能够为法律适用者所识别的）形式或表现方式。但恐力有未逮，在即将结束本文之际，仍要不避冗余地再加强调：在法源研究的各种意义取向中，本体论意义是基础性、根本性的，而且在目前中国尤具时代性。而笔者以为，一旦将问题提升到本体论角度或层面，要进行辩驳似乎也并不十分困难。
参见张文显教授主编：《法理学》,高等教育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89页。3两者各有精要，颇具代表性，但似乎并未能真正解决一个基本的困惑——法的渊源的核心意义是什么？ 学者们可能都未关注到，在张文显教授主编的《法理学》中，法的渊源的有关章节被放在法的本体一编，此安排似乎表达了一种法哲学观点——法的渊源属于本体论问题。
李龙、刘诚．论法律渊源——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[J]．法律科学，2005（2）．陈金钊：法的渊源：司法视角的定位[J]．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，2005（6）。12 在作为专门问题或术语的讨论中，许多学者都主张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，这个统一命题本颇具价值，但以往我们对此还缺少足够的关注，也一直没有为其找到坚实的立论基点，以致近年来受到不少置疑和批评，处境颇为尴尬。
正如拉伦兹所称，法的方法的最终问题仍是如何适当地认识‘法这个事物，[8]这位西方法学方法论巨擘也强调方法的本体论根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非正式的法作为一种高度例外的补充，只能作为一种解决个案的方法的权衡，而不能用以解说法的存在，解说法的渊源，也无碍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的成立。
重新研究法的渊源[J]．比较法研究，2005（4）。应当说两种思维都很重要，但比较而言，本体论的在的思维更具根本性、基础性，在当今中国也更具时代性。这一区分可谓意义重大，由此论者可以将源的追问从前者转向后者，[7]不仅使形成论观点背景化，避免了无谓争论，也为论者铺陈自我观点奠定了基础。[5]然而学界对此的响应却甚是寥寥，更多学者还是选择了其他研究进路。
周旺生教授即称，法的形成过程总是基于某种动因和进路，选择和提炼一定的资源，以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制度性配置的过程。但也正是由此，笔者要提醒学界防止一种方法论的片面——一种方法至上的倾向。
法的渊源意识觉醒[J]．现代法学，2005（4）。虽然其只能称为一个提示，且只灵光一现便掩没在了撰稿人的形成论陈述中，4但笔者还是从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引领力量。
而其最为重要的寓意在于，裁判规范并非法官裁判的当下自生、自在，而是另有来处，因而才有所谓从哪里来的源的问题。[1] 按照传统的解说，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来源、源泉，也称法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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